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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伯庸新书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,不是小说,是非虚构类的历史纪实,讲了六件冷门的明代小案子,各大在线书城均有销售。
也许是史上最长的一次新书文案。
简单版:我出新书了,叫做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,不是小说,是非虚构类的历史纪实,讲了六件冷门的明代小案子。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直接拖到底部看购买地址。
超长说明版:
已经过去的2018年,对我的出版计划来说,是空缺的一年。整整一年,再版了几部旧作,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书。
懒当然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,但我也有别的理由。
这件事要从2014年说起。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,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,过程跌宕起伏,细节妙趣横生,结局发人深省,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
听完讲述,我意犹未尽,去搜寻了一番资料,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。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、信札、布告、奏章、笔记等搜集到一起,编纂成了一本合集,叫作《丝绢全书》。
在中国历史上,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、完整的原始材料。里面的钩心斗角,里面的人心百态,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,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我们看到的,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,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。这桩丝绢案在《明实录》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,但如果把《丝绢全书》里的细节加入其中,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。
这种史学意义上的“起死人,肉白骨”,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。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,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,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。于是我决定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,用一种不那么“学术”的方式转述给大众,遂有了《徽州丝绢案始末》。
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我两年时间,原因无他,学识不够。为了搞清楚个中曲折,我不得不阅读大量明史相关论文,写作的过程,也是个学习的过程。
一直到了2016年,我才完成这篇区区三万字的文章,并发在微博上。本来我觉得这么冷门的东西,估计没什么人看。没想到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。先是微博上热转,然后承蒙老罗错爱,花了十万块天价在“得到”上做了音频。我受之有愧,又把十万块转赠给于对我启发最多的四位论文学者。当然,这是另外一个曲折的故事……
我好奇地问读者们,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?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:生动。
长久以来,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,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,是高屋建 瓴的宏大叙事。这虽然是正确的,但视角实在太高了,高到没什么人情味。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,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、文武之间,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,再往下,没了,或者说记录很少。
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,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,往往会被史书忽略。 即使提及,也只是诸如“民不聊生”“民怨鼎沸”之类的高度概括,很少细致入微。
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为什么名扬千古?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“苛政猛于虎”,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——抓到了蛇,便弛然而卧;抓不到,就要被悍吏骚扰。读者们看到这些心理细节,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,从而理解作者深意。
《丝绢全书》的价值,也正在此。从朝廷的大视角来看,徽州税案只是一点涟漪。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,如何演变,如何激化成民变,又如何收场,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,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,具体到民众闹事、官员权衡的种种心思,一应在目,恍如亲临。 
这是真正鲜活的历史。
写完徽州丝绢案,我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开始寻找更多的类似资料。幸运的是,明代史料——尤其是徽州文书——还隐藏着许多丰富而有趣的事件,只要你有心去找。
在17、18几乎两年时间里,我把原来的写作计划几乎全给耽搁了,完全沉迷在这些旧事的寻访和解读中。继丝绢案之后,我相继写了《婺源龙脉保卫战》、《杨干院律政风云》、《天下透明》、《胥吏的盛宴》等几篇文章,陆续发布在网上。
挖掘故纸堆的过程,充满了曲折和乐趣。这些史料太冷僻了,冷僻到我不得不像侦探一样,四处寻访探求。为了能看到《杨干院归结始末》的原件,我差点混入社科院;为了搞明白黄册源流,我先后三次专程去南京考察;为了弄明白婺源县保卫龙脉的过程,我按照史料记载用电子地图把婺源县来回趟了无数遍,差点成了一个精婺。
这一系列文章,应该归类为历史纪实,但因为细节实在太过丰富,简直可以当成小说来读。但当我们意识到,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,便会折服于真实生活本身的魅力。
它们的侧重点略有不同。在《徽州丝绢案始末》里,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,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;《杨干院律政风云》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,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,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;《婺源龙脉保卫战》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,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;《胥吏的盛宴》则反映的是四川某个小县城的胥吏们如何贪腐的精细微操;《天下透明》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,从一个档案库的变迁,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。
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,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 片、某一个维度。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,但恰恰从这些“小”中,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“大”的意义。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,通过检验一滴血、一个细胞的变化,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。
我相信,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,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,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。
在研读这些资料时,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,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。
比如说,明代采用两京制,南京同样设有六部,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。在丝绢案初稿里,有一位户部尚书,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。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,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,颇有实权。再后来,经过专业学者的提醒,我再去查证,才发现他担任的正是北京户部尚书之职。
再比如说,在《婺源龙脉保卫战》里,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,以为他是个注册送白菜网址大全才俊,后来经网友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。
要搞清这些问题,确保细节无误,你别无选择,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论文。
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,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。比如徽州丝绢案,研究它的学者很多,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学术与大 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,彼此不通,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事实上,这些历史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内涵,对于公众来说是极有意义的。也许需要有这么一个闲人,既愿意带着八卦之心在故纸堆和艰涩论文里挖掘,也愿意用相对比较轻松的语言,转述给别人听,让尽量多的普通人了解到这些事情的意义所在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只是一个转述者、一个翻译官。我的职责,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,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。
所以这一系列文章的诞生,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。 在《徽州丝绢案始末》中,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、章亚鹏、李义琼、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。其中秦庆涛将《丝绢全书》全书做了点校注释,是整篇文章 的基础;章亚鹏、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,并从财政学 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;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。
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,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。 她是这样说的:“希望你能用妙笔,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,给大众普及极富故 事性的历史知识,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。这,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,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《保 龙全书》这本基础史料,这才有了后续的《婺源龙脉保卫战》一文。在撰写《杨干院律政风云》时,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。他不 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,还为这本书审了一遍稿子,使我获益匪浅。
《天下透明》的主要参考书是《后湖志》,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。 他以古稀之年,将深藏故纸堆中的《后湖志》整理点校出来,实在令人钦佩。《后湖志》版本稀少,存本质量差,里面还有大量俗字、错字、漏字,逐一校对是 件极辛苦的工作。像这种冷门史料,即使校对出来,也鲜有人问津,做这件事 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。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:“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 钱财,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,只要有益于世,便于愿足矣。”
除去他们之外,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,篇幅所限,不能尽列。总之,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,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,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。
还要特别感谢@张宏杰 老师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。
接下来,是。
2019年1月,这一系列终于得以结集出版。我把这本合集起名叫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,一共六篇文章,讲述六件明代基层的冷门小案子。
从经济角度来看,我这么干实在是不合算。这些文章别看字数不多,每一篇背后都得花大量时间去查证、去研读,有这些时间,几部小说都出来了。即使现在出版,这本非虚构类的题材,销量也绝不会比小说高——何况还没法卖IP改编。
但对于我个人来说,这绝对是最为用心和最为开心的一本书,一点不觉得亏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,真是超爽,无论是寻找史料的曲折经过、与学者们交流的醍醐灌顶还是撰写成文的通宵兴奋,都让我觉得这段时间太值了。眼看着一个模糊的历史事件在一遍又一遍的寻访中浮现出轮廓,这种成就真是的无以伦比。
人嘛,总得趁着抓住年轻的尾巴,干点任性的事情。
所以我郑重其事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不是小说的历史非虚构纪实,比之前我写的任何一本书都有底气地推荐。它值得一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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